簡歷：徐春雷，男，漢族，1953年2月出生， 1984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82年9以來先后擔任滁縣行署經濟計劃委員會科長、滁州市工業局副局長、市地稅局長、市地稅局黨組書記。

處理結果： 2017年8月，徐春雷因違反政治紀律、組織紀律、廉潔紀律和國家法律法規等，受到開除黨籍處分，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已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。

我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，有著良好的家庭教育，我的少年時代恰逢三年自然災害，嘗過饑餓的滋味、吃過苦。初中畢業后，我進入三八布廠當了八年工人。1978年恢復高考后，我以初中畢業的底子，考取了安徽財貿學院財政金融專業，是大學本科生，成為天之驕子。畢業后就分配到機關，之后一路青云，1990年擔任市工業局副局長，1996年擔任市地稅局長，2009年擔任市地稅局黨組書記直至退休。是黨的培養給了我這么多榮譽和責任，我卻辜負了黨的期望，我自嘆是有苦難的少年、奮斗的青年、迷失的中年、悲慘的晚年。

在擔任地稅局長后，我十分想把工作干好。抓稅收、抓隊伍，努力完成地稅收入任務，從我擔任地稅局長任內，年年超額完成地稅收入任務，地稅收入在全省的位次從96年的第9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2位，僅次于合肥市。那時受表揚多，有點飄飄然，認為自己很能干，從而放松了自己。在地稅局辦公大樓及金地大酒店基建和裝修工程建設中，有的老板為了承接工程通過領導、朋友等關系打招呼，然后慢慢與我接近，開始送些土特產、贈予小額現金等，讓我的思想放松警惕。

我從逢年過節2000元、3000元的禮金收起，到有人第一次給我1萬元時，我經過了激烈的思想斗爭。當我收了第一個1萬元時，我對照《刑法》受賄罪5000元立案的標準，參照別人受賄1萬元被判處實刑1年的判例，認為自己已構成犯罪，十分惶恐；另一方面又自我安慰，收1萬元沒人知道，也不是什么大數，下不為例就行了。但緊跟著第二個1萬元又來了，一次次的緊張，一次次的自我原諒，我的思想在收和退的泥潭里掙扎。最后終于平淡了，認為守住1萬元就行了，根本沒有考慮會有算總賬的一天。隨著和老板們的頻繁交往，吃喝玩樂，漸漸把他們當做朋友了，越來越放縱自己，對他們的金錢來者不拒，甚至主動要他們安排消費。

收了老板錢以后，自覺就會為人辦事，在工程發包上就會有意識偏袒送過錢的企業。2001年至2013年期間，有兩家裝飾施工企業先后干了地稅局和金地大酒店的三期裝修工程，時間跨度13年，每家企業老板送給我的錢都達到了十幾萬元。兩家企業都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。金地大酒店建成后，一直實行承包經營管理，我利用對金地大酒店的實際控制權收受了幾十萬元的好處費。

自己在局里搞了個廉政賬戶，每年交個兩、三萬元錢，多年來共交了十多萬元，其實是掩耳盜鈴、自欺欺人之舉。現在，終于等來了算總賬的一天，真應了那句“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捉”的名言。我總覺得一萬元數字不大，不是大問題，但未意識到20年積累下來就是巨額的數字。

退休以后，我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長期壓抑的不平衡心態得以釋放，認為金地大酒店是我一手創辦的，為此耗費了大量心血，可以說像我的兒子一樣。金地大酒店曾經輝煌過，也為地稅局群眾帶來很多福利。但十幾年來，給歷任承包人幾百萬、上千萬的賺錢，而我只收了區區幾十萬元。在他們承包期間，我是金地大酒店最大的推銷員，很多單位、個人都是看我面子來消費的，利益我卻得不到。我認為是局長的帽子，擋住我發財之路，當時還有不敢收大錢的殘存良知。退休后，我想補償的時機到了，2013年，我以他人名義先后投資60萬元與他人共同承包金地大酒店，投資90萬元入股地稅局印刷廠。然而，我卻把地稅局群眾的利益拋之腦后，不聞不問。

當紀委開始調查我時，我聽到風聲就打電話給金地大酒店第二任承包人，叫他不要亂說，又叫他打電話給第一任承包人，也叫他別亂說。后來一個朋友告訴我，曾給我多次送錢的工程老板說紀委找他調查時，他只有實話實說。我急了，連忙開車去找他，他見到我就說“我知道你會來的，不就是紀委調查你嗎，我和你混了這么多年，其實也沒搞到多少錢，占你多大便宜，就給了你點小子彈（金錢）。”他伸手比劃了一下，我一聽心涼了，商人趨利避害的一面暴露無遺。我退休了，在他眼里完全沒有利用價值了，我要呼吁所有的現任官員，千萬不要和老板打的火熱，被他們所騙，他們看到的只有你手中的權，他們追逐的永遠是利。

我的人生經歷是坎坷的，可謂五味雜陳，這次是我人生中的一道坎，我要勇敢的邁過去。我的人生印證了“莫以善小而不為，莫以惡小而為之”的警言，我要通過努力重新把我的人生軌跡規劃為苦難的少年、奮斗的青年、迷失的中年、新生的晚年。我不敢乞求組織上的原諒，我更無理由請求組織上從輕判決，我心甘情愿的承擔我應負的刑罰，以此來教育、警示他人，也從服刑改造中拯救我的靈魂。

（摘自安徽紀檢監察網）